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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散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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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散之 (1898—1989) 别名林散耳、右耳 ,江苏江浦人,擅长中国画。 青年时期从师书法家范培开学书法,从前清进士张栗庵学古诗文,又从国画大师黄宾虹学山水画,历任江苏省国画院画家,南京书画院名誉...详细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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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胆评价 林散之先生

--文/果佳煮习

林散之被誉为“当代草圣”,同时被评为“二十世纪十大书法家”之一,无论从书品还是人品的角度来衡量,都无可非议。放开暂时的名利,“一生只与古人争”。林散之埋骨长 江之畔采石矶,与李青莲比邻而居,修建了纪念馆,其中有大量真迹作品陈列。我有机会接触到林散之很多的书法作品,时时感受与反思,但崇敬并非崇拜,对于大 师也不能盲目崇拜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就算是王羲之的书法,也不能说是尽善尽美,也只是一家风范,而不是整个书法史的全部,同样有“趁恣媚”的批评,但一 切并不影响后人对王羲之书法的认同。

浏览整个书法史不难发现,有成就的杰出草书创作数量不多,出类拔萃的大师更是少之又少,因为草书需要高超的技巧,但仅有技巧还不够,必须有岁月积淀,有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胸襟,有超人的才情,技巧只是基础层面。从 这方面来说,必须择一正书固本溯源,而后再涉猎草书。所以林散之说“六十岁后再作草书”并非故作虚言,而有切身体会,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到六十岁之后再 作草书。古人学书积累比今人深,时间可提前一些。目前书坛对草书重视程度过于强化,认为草书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形式,造成误导。 我认为,篆隶楷行与草书是并列的,不能认为草书高出一筹,以此来衡量书家在书史中的地位。米芾行书创作高迈无前,被评为“千年书家”之首,但草书格调不 高,成就不如行书,却丝毫不影响他在书史中的地位。在任何书体方面,如果想超越前人,皆非易事,颜真卿楷书化褚遂良而出,柳公权楷书化裁颜欧,同样意义非 凡,不可小觑,只不过今日已习以为常,并不能说比林散之草书出现意义小。

我认为,杰出的草书大师应该有“自我之见”,既 要有超越前人的创造,也可以让后学者站在自己的肩膀上,如怀素之于张旭,黄庭坚之于怀素,王铎之于怀素,毛泽东之于旭素,莫不如此。从创造性方面来说,林 散之比毛泽东和于右任都要逊色。毛泽东晚年草书已从旭素中走出来,达到人书俱老的境界。草书气势万马奔腾、直冲云霄,林氏无自然法相比。从结字方面看,毛 泽东结字含有丰富的构成意识,他的一些经典题词,如“人民日报”、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和“为人民服务”等,布局谋篇,令人百观不厌,主要得益于自然天成的 空间分割意识,在这一点上,林散之也未能突破前人法。林散之晚年草书有些字形刻意拉长,让人感觉很别扭(当然,所论不包括他临终前所创作的一些作品,因为 生理原因,无力提笔和控笔)。于右任前半生专攻魏碑,晚年致力于“标准草书”。站在整个书法史发展的高度来讲,于右任将魏碑中墓志、摩崖和造像相结合,使 民国时期碑学创作出现新的高峰,有筚路蓝缕之功。至于标准化草书,则开一代新风。虽然就书法史来说,只是一个点,而非一个链。对他本人而言,仍然有独特创造,成功地将二王书风和碑学创作相结合。从线条方面来说,林散之草书实出董其昌临怀素《自叙帖》。墨法方面,林散之用墨技巧高超,但这种墨法并非是他独创,而是取法黄宾虹,将黄宾虹绘画中的用墨法应用在书法创作中。

林散之一生淡泊名利,清贫过日,恪守知识分子的气节,是有大学问和大性情之人,个中滋味,尽是人世阅历沧桑。 效法吴昌硕“一月安东令”做法,谢官归田。但一生缺乏大起大落的人生体验,所以他的草书缺乏超人的气势,只是一种文人自怜式的清幽,有人评为“寒俭气”, 有一定的道理。在民国至当代的三个代表性草书家中,毛泽东和于右任是大政治家,笔下自然烟云万象,气象万千,林散之和他们宏阔的人生经历相比,自然不可相 提并论。他书法的气势格调甚至还比不上吴昌硕、潘天寿、沙孟海和陆维钊等人。与王铎相比,就更显得“小气”。王铎在五十岁后草书已经进入创作的自由之境, 气象宏阔,虽不乏草莽之气,但大气开张,“气吞万里如虎”,有龙骧虎步、振衣千仞的大美。林散之进入创作高峰期已是暮年,多文人气,却已无法激起彭湃。如 果说王铎草书如万马奔腾、白浪滔天,林散之草书则是清幽小溪、涓涓细流,虽不失为一家风范,而只适合于书斋中清赏雅玩,晚年一些作品牵丝连笔过多勉强,上一个字末笔连着下一个字起笔,好学者更是趋之若鹜,反为人所诟病。所以将林散之作为自旭素、王铎以来的第三次高峰还有待历史的定论,毕竟王铎已经站住了三百年。

当然,应该了解世人对于林散之草书出现的心情。自晚清碑 学兴盛以来,草书没落,大师匮乏。但“圣人”之名不可随意加在某个人头上。王羲之被称为“书圣”,此后无人并称,王献之成就不让其父,亦无“亚圣”之名。 张颠被称为“草圣”,怀素草书成就不输张长史,堪称伯仲,同样不称圣。按照草书创作成就来说,草书历史中可称圣者尚有黄庭坚和王铎,但如果圣人的头衔如果 可以随便加在某个人头上,皆冠以“×圣”名,则“圣人”权威性就不存在了。对于后学者,乃至整个书法史来说,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学习书法需要清醒而深刻的批 判意识,如果没有“恨二王无臣法”与“一洗二王恶札!”这样近乎极端的批判,则书法就不能走出二王书风定势,早已停滞并消逝于历史的时空。 在书法历史定位评价方面,尤其是针对现代人,拔高几乎是通病,而拔高通常有两种情况,第一种情况是一分吹成十分,第二种情况则是五分吹成十分。任何书人都 要面对历史的选择,回到自己应有的坐标位置,前一种是从大师泰斗变成被后世遗忘的书家,徒有虚名、鄙薄唾弃;而后一种则是从大师泰斗变成一般书家,清代的 张裕钊便是一例,尽管在清代碑学书系中有一席之地,但绝不是康有为所鼓吹的“国朝第一”,当今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。作为散老本人来说,他也是极力反 对的,而自认为“能站住三百年再说”。历史定论需要时间。林散之草书在当今书坛来看,确实属于不可多得的草书家之一。对于林散之草书客观的评判,并不会减 少对他的仰慕之情,仍当为楷模风范。

作为二十世纪最后一批使用毛笔的人,林散之一生浸淫书法,在草书领域取得了 令人称羡的成就,尤其是他做学问的方法,在诗学方面的成就,以及为人处世的品质,无疑是当代书坛最值得尊敬的代表性书家之一。但对于书家评价,我们不应当 迷信任何权威或大师泰斗,要一分为二地看待,因为不存在没有任何瑕疵的创作,也不存在某个书家所有作品都会是经典之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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